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以下簡稱“兩山”）的科學論斷，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新紀元。這一理念破解了傳統發展模式中“要溫飽不要環保”的對立困局。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得到改善，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十一五”以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整體呈現下降態勢，累計降低43.8%，年均下降3.1%。全國陸域生態保護紅線面積已覆蓋陸域國土的30%以上，中國綠色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
“兩山”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對新時代發展需求的科學回應，是從“對立”到“共贏”的生態發展觀的生動體現。它強調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協同共進，體現了對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深刻洞察，突破了傳統的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二元對立思維。本文將2005年以來的時間軸劃分為3個階段，突出從地方實踐（2005—2012年）到國家制度建構（2013—2017年）再到國際傳播（2018年至今）的空間維度躍升過程，從“理念—制度—實踐”3個層次解析“兩山”理念的發展脈絡與實踐過程，旨在揭示“兩山”理念如何從地方探索上升為全球共識，為“兩山”實踐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支撐和行動指導。
三階段轉換：中國方案的演進之路
破冰期（2005—2012年）：理念覺醒與地方突圍
2005—2012年是“兩山”理念的破冰期，核心特征是以“壯士斷腕”的決心破解“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局，“兩山”理念開始覺醒，地方也在綠色發展實踐層面進行突圍。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赴安吉余村考察；在座談會上，首次明確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9天后，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的《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中提到，“如果能夠把這些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游等生態經濟的優勢，那么綠水青山也就變成了金山銀山”。2006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中論述了人們在實踐中對“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這“兩座山”之間關系的認識進程，指出：“在實踐中對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這‘兩座山’之間關系的認識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用綠水青山去換金山銀山，不考慮或者很少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一味索取資源。第二個階段是既要金山銀山，但是也要保住綠水青山，這時候經濟發展和資源匱乏、環境惡化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出來，人們意識到環境是我們生存發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燒。第三個階段是認識到綠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斷地帶來金山銀山，綠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銀山，我們種的常青樹就是搖錢樹，生態優勢變成經濟優勢，形成了渾然一體、和諧統一的關系，這一階段是一種更高的境界”。這3個階段既展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過程，也是人與自然關系不斷趨向和諧的過程。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反復強調要把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放在各項工作的重要位置，取得了顯著成效。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們在生態環境方面欠賬太多了，如果不從現在起就把這項工作緊緊抓起來，將來付出的代價會更大。”
在這一時期，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在制度層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確了“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這一辯證關系，揭示了生態產品的潛在經濟價值。2007年，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設生態文明”。2010年底，國務院印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提出“生態產品”概念，將其定義為維系生態安全、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環境的自然要素。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生態文明建設”，進一步強調生態產品在環境修復和保護中的價值。這些理念和政策的提出，為后續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推動了生態產品價值的轉化。地方也在生態補償領域開展了制度創新。例如，2005年浙江省在全國率先出臺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按照“統籌協調、共同發展；公平公正、權責一致；循序漸進、先易后難；多方并舉、合理推進”原則，提出了開展生態補償的主要途徑和措施，為生態保護提供了經濟激勵，推動了地方生態保護的積極性。
理念的覺醒和制度的不斷完善有力推動了實踐層面的突圍（圖1）。浙江省安吉縣作為“兩山”理念的發源地和實踐先行區，率先開始了探索。2009年起，安吉縣關停了全縣80%的礦山企業，通過發展竹林碳匯交易、生態旅游等綠色產業，實現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安吉縣的GDP從2005年的89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245億元，成功實現了從“靠山吃山”到“養山富山”的轉變。這一實踐不僅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還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了綠色發展經驗。
建制期（2013—2017年）：系統構建與全國推廣
2013—2017年是“兩山”理念的建制期，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征是從“地方試驗”到“國家戰略”的制度化升級，生態文明建設從局部探索走向系統構建與全國推廣（圖2）。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談到環境保護問題時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進一步深化了“兩山”理念的內涵，為中國乃至全球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辯證認識提供了清晰指引。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這一理念突破了以往對生態要素孤立看待的局限，將整個生態系統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強調各要素間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2014年3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貴州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絕不是對立的，關鍵在人，關鍵在思路。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2015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動員全黨、全社會積極行動、深入持久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九宮格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開創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同年9月，“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被寫入《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在頂層設計上為踐行“兩山”理念提供了行動準則。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并將“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寫入黨章。
為推動全國層面深入踐行“兩山”理念，2017年，環境保護部在全國開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創建工作。河北省塞罕壩機械林場、安徽省旌德縣等13個地區第一批入選，成為探索“兩山”理念實踐路徑、總結典型做法和經驗的重要載體，發揮了示范引領作用。塞罕壩機械林場的建設者們通過持續植樹造林，在茫茫荒原上筑起一道牢固的綠色長城，森林覆蓋率從建場初期的11.4%提高到如今的82%。憑借良好的生態產品優勢，塞罕壩發展起生態旅游、苗木培育等綠色產業，實現了從“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到“河的源頭、云的故鄉、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的華麗轉身，成為踐行“兩山”理念的生動典范。安徽省旌德縣依托豐富的生態產品，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和森林康養產業，將“綠水青山”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優勢。當地的靈芝、茶葉等有機農產品聞名遐邇，森林康養基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帶動了農民增收致富。
升華期（2018年至今）：價值轉化與全球貢獻
2018小樹屋年至今是“兩山”理念的升華期，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征是實現生態產品向生產要素的質變，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同時在全球生態治理中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圖3）。2018年5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則，強調要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大會總結并闡述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出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六項原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19年6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致辭《堅持可持續發展共創繁榮美好世界》中提到，“我們將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以及“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擔當。”2021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發表主旨講話中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既是自然財富，也是經濟財富，關系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后勁”。以“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核心的全球生態文明觀是“兩山”理念的升華，為“兩山”理念的傳播與實踐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促使世界各國重新審視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探索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徑。
在實踐領域，多地創新模式推動了“兩山”轉化。內蒙古庫布其沙漠借助“光伏+治沙”模式，修復植被10萬畝，年均發電量達41億千瓦時，相當于每年節約標準煤123萬噸。三明市2019年啟動林票制度改革試點，到2024年累計制發林票總額7.7億元，試點村通過收取林地使用費等，每年村集體增收5萬元以上。在國際上，中國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資連續多年居全球第1位；2013—2022年，中國通過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氣候資金總額已接近450億美元。
目前，我國持續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生態保護補償等相關政策和法律，為“兩山”轉化提供政策保障。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提出了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明確了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保障機制和推進機制。2022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國家統計局聯合印發《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試行）》，明確生態產品總值核算指標體系、具體算法等，推進核算標準化。2024年，《生態保護補償條例》經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該條例是中國生態保護補償領域首部專門法律法規，標志著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進入法治化階段。
“兩山”理念充分體現了生態產品的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轉換的階段性演化路徑（圖4）。早期人們關注點集中在生態系統直接提供的生態產品上，而對于人為驅動或人類社會與分享自然系統共同驅動的生態產品的關注相對較少。理論上，傳統的資源粗放型共享會議室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必然導致實際地租的經濟價值下降，遵循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從長期發展看，基于生態優先發展模式的生態產品價值最大化，是擴大生態系統服務時間以換取更大可持續發展空間的生態價值導向路徑。各種各樣的生態修復工程，就是為了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改善自然環境條件，也是放大生態產品的綜合價值、增加生態級差地租、實現“綠水青山”的價值化過程。在此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逐步完善，企業、研發團隊和公眾則分別是生態文明建設行動和生態修復的主力軍、智囊團和受益者。
現實挑戰：轉型中的三大瓶頸
綜合考察全國及地方在過去10多年的“兩山”轉化實踐經驗發現，過去強調經濟效益的發展模式向現在注重生態優先的轉型過程依然存在諸多困境，突出體現在核算體系、區域協同和轉化渠道等3個方面的現實挑戰。
生態價值核算體系尚不完善
生態價值核算缺乏統一標準。生態價值核算體系是推動“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關鍵計量工具。2022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了《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作為各地開展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總體參考。但是在實踐中，各地關于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范圍和方法尚缺乏統一的標準。以森林生態系統為例，有的地區側重于林木經濟價值核算，忽教學場地略了森林在涵養水源、固碳釋氧等方面的生態服務價值；有的部門在核算時，因技術手段落后，導致核算結果與實際情況偏差較大。這種核算標準的不一致，使得生態產品的真實價值難以得到準確反映，阻礙了生態產品的市場化交易和生態補償機制的有效實施。
核算方法不完善同樣制約著生態價值核算結果的有效應用。現有的核算模型多基于理念假設，在實際應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例如，部分模型在評估生物多樣性價值時，難以將不同物種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和生態系統的動態變化納入考量，致使核算結果無法真實反映生態系統的綜合價值。此外，部分生態產品，如碳匯價值核算標準以“成本法”為主，導致其核算價值偏低。
跨區域協同機制存在梗阻
區域間生態產品分布不均衡與地區發展訴求的差異，致使跨區域資源配置機制難以達成有效共識。一些生態產品豐富但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希望通過生態產品開發實現經濟增長；而生態受益的發達地區，往往更關注生態保護的成果，對生態產品開發投資的積極性不高。
區域生態補償標準與責任分擔的錯配也阻礙了生態補償機制的進一步發展。例如，長江經濟帶水源生態補償方面，不同區段生態補償考核指標和補償標準具有顯著差異，不同區域對生態補償的責任分擔失衡導致跨區域協同較難持續推進。
現行跨區域協同管理體制的缺陷，進一步加劇了協同機制的梗阻。在生態環境治理、資源開發利用等方面，缺乏統一的協調機構和高效的溝通機制。各地區在制定政策和規劃時，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忽視了跨區域的整體利益。省際責任劃分模糊導致部分重大生態環境破壞事件難以追責，這種責任劃分的不明確，使得區域間的協同治理面臨諸多困難，難以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
市場化轉化渠道亟待拓寬
生態產品市場發育不完善。 許多生態產品的市場主體參與度較低，缺乏有效的市場需求拉動。以生態農產品為例，消費者對其認知度不高，加上市場監管不到位，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導致消費者對生態農產品的信任度下降，認為生態產品定價偏高。 許多生態產品價格未能充分體現其生態價值，使得生產者認為生態產品定價偏低。這種生態產品供需不匹配阻礙了“兩山”轉化的市場化進程。
金融支持力度不足。生態項目一般具有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風險高等特點，并且針對生態項目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不足，這使得金融機構對其支持較為謹慎。一些生態修復項目因缺乏資金支持，進展緩慢。目前，綠色信貸保持較快增長，2024年末綠色貸款余額為36.6萬億元，未來仍需繼續加強對生態產業發展的資金支持。
實踐路徑：構建“四輪驅動”新機制
未來要實現“兩山”轉化的機制創新，必須從市場化定價、區域利益協調、數字技術賦能和法制保障等4個方面打造“四輪驅動”新引擎。
建立市場化定價交易體系
市場化定價交易體系是打通“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轉化通道的關鍵橋梁，對于激發生態產品的經濟活力，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借助科學、合理的市場化定價交易體系，不僅能夠精準衡量生態產品的價值，還能為其在市場上的流通和交易提供明確指引，有效促進生態產品的優化配置。
在定價環節，要構建科學的生態產品價值（GEP）評估體系。例如，進一步完善生態產品分類與估值技術規范，將森林碳匯、清潔空氣等納入交易目錄，進一步完善生態產品交易的制度框架。在交易環節，需打造多元化的生態產品交易平臺。以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為示范，探索建立涵蓋用水權、排污權、用能權等多種生態權益的統一的綜合性交易平臺。在監管環節，制定完善的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嚴厲打擊市場操縱、欺詐等違法行為，維護公平有序的交易秩序，保障生態產品市場化交易順利進行。在試點方面，武夷山、青海湖等試點區已推行“GEP核算—財政轉移支付—市場交易”的三級價值實現路徑，為生態產品的市場化交易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綠色金融工具的創新為市場化定價交易體系提供重要支持。例如，安吉縣推出的“竹林碳匯價格指數保險”，發揮風險分擔作用，為生態產品價值的交易保駕護航。重慶廣陽島試點發行“生態治理專項債”，并采用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EOD）模式進一步拓展了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金融渠道。通過綠色金融工具的創新，生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價值實現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為生態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完善區域利益協調機制
區域間生態產品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完善區域利益協調機制，能夠有效化解區域間在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促進各地區在“兩山”轉化過程中實現共贏，推動區域間協同發展。
完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平衡區域間的生態保護與發展利益。例如，在長江、黃河等大流域推行“水質對賭協議”，當上游斷面水質優于Ⅱ類時，下游地區以一定價格對上游進行補償；若水質低于Ⅲ類，上游需支付賠償金。這種雙向補償機制不僅明確了責任和義務，還通過經濟手段促使各方積極改善水質。同時，建立省際生態補償基金，按GDP的一定比例提取——東部地區多繳、西部地區少繳，這種差異化的繳費方式充分考慮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有助于實現生態補償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
推動區域間產業協同發展，拓展“兩山”轉化空間。 結合各地區的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開展產業對接與合作。例如，皖蘇產業合作示范區模式，通過共建開發園區既促進了產業合理布局，還實現了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生態飛地經濟模式，是跨區域產業合作又一創新舉措。鼓勵開發區通過在其他地區設立“飛地園區”分享收益。例如，淳安縣在西湖區設立“千島湖智谷大廈”，吸引數字經濟企業入駐，稅收反哺本地；這種模式既保護了生態敏感區，又實現了經濟收益。
強化數字技術賦能支撐
數字技術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兩山”轉化過程中，能夠為生態產品的保護、開發與利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提升“兩山”轉化的效率與質量，開創生態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構建生態治理智慧平臺是實現生態治理現代化的關鍵舉措。在頂層設計中建立“數字孿生”系統模擬生態環境變化，整合衛星遙感、地面監測等多源數據，實現對生態環境的實時監測和精準管理。例如，螞蟻集團的“綠色能量”技術方案應用區塊鏈技術實現碳足跡溯源，每噸林業碳匯生成唯一數字ID（身份標識號），防止重復交易，這不僅提升了碳交易的透明度，還保障了生態產品價值的精準實現。
生態修復技術的突破是實現“兩山”理念的重要保障。加強生態修復專項研究，重點突破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高原濕地保護等技術，能夠有效提升生態修復的效率和質量。例如，在西北沙區推廣“光伏+生態治理”集成技術，實施“板上發電、板間種植、板下修復”的立體模式，不僅實現了清潔能源的開發，還促進了生態系統的恢復。這種技術集成模式不僅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還為生態修復提供了可持續的資金支持，推動了生態與經濟的協同發展。
健全法治保障體系
健全的法治保障體系是“兩山”轉化順利推進的堅實后盾，能夠為生態環境保護、生態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可靠的制度保障，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推動“兩山”轉化行穩致遠。
完善生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結合當前生態環境領域的新問題、新挑戰，對現有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和完善。明確生態產品的權益歸屬，界定生態保護與開發的邊界，加大對破壞生態環境行為的懲處力度。
加強生態環境執法監管力度。組建專業的生態環境執法隊伍，提升執法人員的專業素養和執法能力。運用人工智能驅動的衛星遙感、無人家教場地機等先進技術手段，提高執法監管的效率和精準度。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聯合執法機制，加強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形成執法監管合力。持續打擊各類破壞生態環境、擾亂生態產品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維護生態環境安全和市場秩序。同時，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獎勵制度，舉報查實后可按案件標的額一定比例給予獎勵，這一措施將充分調動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形成全社會共同監督的良好氛圍。
展望：書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答卷
“小樹屋兩山”理念的演進史是一場發展觀的重塑革命。自“兩山”理念提出以來，歷經理念萌芽與地方探索的初始階段、體系化構建與全國推廣的發展階段，以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深化與全球影響力拓展的升華階段，實現了從地方經驗到全球共識的重大跨越，成為指導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理論依據。從安吉余村的礦山復綠，到塞罕壩的萬畝林海，再到長江經濟帶的協同治理，中國正走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這一發展路徑不僅重塑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推動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
然而，在“兩山”轉化的實踐過程中，依然面臨著生態產品價值核算體系尚不完善、跨區域協同機制存在梗阻、市場化轉化渠道亟待拓寬等現實挑戰。這些瓶頸制約著生態產品向經濟優勢的高效轉化，需要持續發力。只有通過建立市場化定價交易體系、完善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強化數字技術賦能支撐和健全法治保障體系等一系列創新舉措，才能實現突破。
面向未來，“兩山”理念將持續引領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探索。通過制度創新釋放生態紅利、科技賦能激活綠色動能、全民參與共建美麗中國。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生態治理，分享中國在“兩山”理念實踐中的成功經驗與模式，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邁向新的高度，書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篇章。
（作者：沈鐳，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大學 資源與環境學院；張超，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鐘帥，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大學 資源與環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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